花鼓声腔渡江淮：康熙年间凤阳花鼓的传播与安徽戏曲源流新探

（文章来源：微信公众号：文史丛览）

康熙年间，凤阳花鼓作为一种重要的民间艺术形式，已在安徽地区广泛流行，并对后世地方戏曲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据康熙四十三年（1704年）安徽巡抚刘光美奏折所载：惟凤阳一府接壤豫省,地方辽阔,土薄人稀。而近洪泽等湖,及淮、睢等河之地易于淹没。其与湖河隔远者，稍一亢旱，苦无取水河道；如遇雨潦，又无泄泻。凤属壹拾捌州县，每年必有欠收壹贰。凤民之中又有惯唱秧歌，乐于出外，携妻拏子，偏行直省，若遇歉岁不即回家，名曰逃荒。所以凤属土俗民情与他郡略异…...（康熙帝御批：自古有治人无治法，大官廉则小官守，不必多虑，只宜得人为要。)

至康熙末年，文人诗作中已多见相关艺术形式的描写。鲁曾煜（康熙六十年进士）在《戏咏江北旅社》中写道：：

风色潇潇过此邦，矮垣寘户竹編窗。

庐州肥婢秧歌腳，泗上嘈音花鼓腔。

淘米赤憎土作銼，盛漿何謝玉爲缸。

鄉心輾轉渾無頼，且喚漁船渡晚江。

该诗中“庐州肥婢秧歌腳，泗上嘈音花鼓腔。”此联生动记录了庐州（今合肥）与泗州地区民间歌舞的表演形态。诗中“秧歌腳”与“花鼓腔”的对举，不仅反映了这两种表演形式在江北地区的并存，更暗示了其艺术特征的差异与融合。该诗作为乾隆九年刻本《三州诗钞》所收，成为探究庐剧（又称“倒七戏”）起源的重要文献。庐剧的【瞧相调】等和凤阳花鼓有一定的关系。

与此同时，朱昆田（1652–1699）在路过安徽舒城梅心驿，写了一首《梅心驿书所见》诗中亦云：

两两相携女伴行，凤阳花鼓最知名。

笑他也学罗江怨，对客低头作慢声。

此诗不仅印证了凤阳花鼓在舒城地区的流行， “学罗江怨”一语，暗示了凤阳花鼓在传播过程中对其他曲调的吸收与借鉴。而舒城也是庐剧与黄梅戏的流行区域。

凤阳花鼓对安徽地方戏黄梅戏的影响尤为深远。明末清初桐城（今安庆宜秀区杨桥）文人方中发（1638–1720）在《白鹿山房诗集》中收录的《湖邨口号五首·其四》中描绘了凤阳花鼓安庆地区的景象：

春鸟声声唤插禾，田夫笑学凤阳歌。

传闻花鼓高声价，为傍京城贵客多。

此诗约作于康熙四十年（1701）前，生动展现了凤阳歌已深入安庆民间日常生活，农民在春耕时节随口传唱。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，源起于安庆的徽调中【凤阳歌】【花鼓曲】融入了传统小戏《花鼓》之中，凤阳花鼓的流传也为后来黄梅戏在安庆地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。黄梅戏中的有【凤阳调】【花鼓曲】【瞧相调】以及【莲花咯】等等曲调均与【凤阳歌】有不可分割的关系。

综上，康熙年间凤阳花鼓的广泛传播，不仅促进了庐州、泗州等地民间歌舞的发展，更通过艺术元素的融合与创新，为庐剧、黄梅戏等安徽地方戏曲的最终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养分。从巡抚奏折到文人诗作，这些文献共同勾勒出一幅民间艺术流动、交融与演变的生动图景。